2018年7月6月

映畫手民 : 我拍電影很隨性──專訪《水底行走的人》導演陳安琪

 

陳安琪一直強調自己拍電影的純粹性,「想做就做,不要想太多」。她的新作《水底行走的人》拍香港藝術家黃仁逵,展示一張我們預想中藝術家模樣:他不滿主流生活方式,從不解釋自己的言行,生活隨心,也傷及身邊的人。黃仁逵追求着香港從不認同的獨立自主。陳安琪訪問時說,她要尋找的︳是作為畫畫人黃仁逵的核心。

戲中焦點落在黃仁逵與陳安琪之間的爭辯,像一對歡喜冤家,你一言我一語,火花四射。

以下是與陳安琪訪問內容。

 

Q:電影開初的計劃不是要拍黃仁逵(下稱:阿鬼),為何後來選擇了他作為拍攝對象?

A:拍完《三生三世》後,我開始計劃下一部紀錄片。當時看見藝發局有資助計劃,可以讓人留法幾個月,我就想不如去拍高行健,一來他是知名藝術家、作家、劇作家、畫家,身份多重。加上六四後,他一直流亡到海外,我想他應該會很有趣。我於是把這個計劃告訴阿鬼,他一口答應參與。他一直想與我們再合作。之前《三生三世》的預告,也是和他合剪的。但當我進一步研究高行健時,發現能拍不多,興趣也漸減。然後我又想,身邊的阿鬼和高行健不是很相似嗎?

我和阿鬼認識二十年,但不算深交。他不容易與人混熟,為人被較內斂,喜歡用音樂、藝術與人交流,多於用語言。

整個計劃很隨意。像我拍《愛與狗同行》,有天看到身邊的狗年老了,思考為甚麼人和狗的感情可以如此深厚,再反思人與人之間關係。《三生三世》也是這樣,當年我收拾書房,發現Paul Engle(保羅·安格爾)給我的信,八十年代寫的,說同意我拍攝有關他的紀錄片。他是美國詩人,也是國際寫作計劃創辦人,又是聶華苓的老公,Auntie又是我同學的媽媽。重見這信時,Paul 已經走了很久。那我就想,不如把鏡頭轉向聶華苓。於是我致電聶華苓,她笑了笑就答應了。阿鬼也是,問他願不願意,他用了兩個字回覆我──隨心。

 

Q:阿鬼對鏡頭很有意識,甚至有意無意間挑釁你,在電影中我們也看到爭鋒相對的情況。

A:我從沒想到拍攝會如此困難,也沒想到最後電影的結構會變成這樣。我知道他不外向,沒想到拍攝時他會以問題、想法來刺激我。這過程其實很能表現他的性格。

他有很多問題,心中有答案但不願說出來,問他時就說不想答案套入預設框架,他有時候太高估我了。我和他對談進入狀態時,不會記得鏡頭存在。我覺得最珍貴是我們之間真誠的交流,攝影機捕捉到這些時刻。我從沒有導演過他,反正他也不會理你。當他最後說,不玩了,心想,「好吧,就咁啦」。

你看《三生三世》,我也沒有把焦點放在評論、成就等事上,我最想看到的,是拍攝對象的內心,他(人生)中的核心是甚麼,我最有興趣是人的核心。他有多少是率性的反應,有多少是鏡頭前的表演呢?這問題,可能要由他來回答。

 

Q:不過在鏡頭前你與阿鬼的衝突,也成為這部電影的獨特之處。

A:我一開始並不想這樣。開始時攝影師問我要拍甚麼,我是當然是拍阿鬼。但過程中,我們多次直接對抗,連攝影師也覺得要把我放進畫面。阿鬼又經常與我互動。我沒有給攝影師甚麼指示,只是想要他不停地觀察,聽我們的說話。攝影師也和我們在互動,他要意識到現場發生的事,要相信直覺。直覺對創作很有幫助,對不對?

 

Q:談到直覺,在觀看《水底行走的人》時,不期想到你們兩位有很多相近的地方,例如很依從直覺,還有你提到的隨性。

A:是嗎?他很堅持自己一套。你認識他久了,就知道他是那種不喜歡直接回答你的人。他會轉變角度,你不知道他真正想講的是甚麼,聽完也不知道是甚麼意思。有次,阿鬼與NGO的合作,教寫作和聊天。課程是這樣的:他第一堂就問下一堂大家談甚麼?第二堂呢?就談第三堂談甚麼。第三堂就名為傾完。他的題目就這樣。他要你思考,不給答案。這是他的方式。

 

Q:鏡頭以外,你所認識的阿鬼其實是怎樣的呢?

A:我已經把我所了解的放進電影。他是多面手,寫文章,畫畫,玩音樂。他說過,他視自己為「畫畫的人」,其他事情不過是額外的,是畫家以外的事。他又說過,不需要理會他是甚麼人,做了出來的事才重要。你看看他的畫作,是不是很隨性?他說自己的作品不抽象,畫畫時腦海中出現甚麼,就畫出來。音樂也是自學,他玩音樂從不採排,想怎樣玩就怎樣玩,出來效果好不好不重要,而是過程慢慢進入一種節奏。他經常嘗試,每次創作都是嘗試。他可能畫完一張畫後,會在畫上再畫其他。他尋找,一直在找,這元素很重要,反映出創作人應有的心態。這就是我說的核心。我想問的是「為何他要畫畫」,「為何他成為一個畫畫的人」。

 

Q:拍攝的過程會不會傷及雙方的友誼?他在電影中的做法會否令你不舒服?

A:我問他為何知道答案總是不願意說出來,他說自己沒有義務回答。你看,他在拍攝過程中其實很快樂,很享受。他是固意挑釁的,但沒有惡意。我很希望他看這部電影,因為沒有甚麼需要迴避。這年的拍攝過程,加上二十年的友誼,我能夠表現的就是如此。

 

Q:去到甚麼時候決定停下來開始剪接?

A:我很喜歡旅行,拍攝期間我去了一趟古巴。回來後,知道他會在一間NGO 教小朋友畫畫。他說過很珍惜與小孩接觸的機會,不是由他教小孩,反而是他們教阿鬼。我說我還想去拍,但那時候他就說不要拍了,後來寄了一封email,即電影最後出現的那封,那一刻就決定停止拍攝了。

 

Q:在紀錄片中,我們不單看到阿鬼,還有一大班朋友一起談天飲酒,也看到另一種香港的生活態度。我常常想,香港還有沒有波希米亞式的生活……

A:你們在這時代是否真的做不到想做的事呢?我不是質疑和指責,只是好奇。我們那時的人,只要想法,就嘗試去做,想要離開香港,就去看看世界。阿鬼不是去了法國嗎?去了才想辦法怎樣生存,彈琴、打散工,父母可能還會給一點錢吧,雖然也未必夠生活。

我情況相同,中學時想去美國求學,拿了獎學金也不夠。當時爸爸在德國,但經濟環境不算好,不能給我錢。那時父母不在身邊,我和弟弟都有社工看管。當時明愛提供了一個機會,只要陪同一位六歲小孩到美國的收養家庭,就可以有300-400美元。那時我剛中學畢業,因為這個機會拿到錢。當真的要去做,會有很多路,最重要的是,你真的很想要去做。激情會指向你要走的方向,這是我一直和年輕朋友說的話。

八十年代讀完書後,要做導演也很困難。當時主流電影很商業,但我拍的不商業,與市場想要的不同。記得當年我在新藝城當梁普智的副導演,很想做導演,手上甚至有一個劇本,但他們不會理你。我打電話給方逸華小姐,邵氏居然給我第一部的機會,然後有第二部……

 

Q:《愛與狗同行》之前,你有一段長時間沒有拍電影,為甚麼會有重新拍電影的想法?

A:我的電影不主流,也不想拍主流電影(Q:但你在這部紀錄片中又說電影是拍給最多人看),怎會不想多點人看?但後來發現自己也不是拍主流電影的人,不會多人看,那我就問自己,到底是為了甚麼而拍呢?

主流社會不會支持小眾作品呀,香港不像美國和歐州,主流電影外,還有很多地下電影、藝術院線,紀錄片都有市場,你怎樣拍也可以生存到。香港沒有。後來我轉為拍廣告,更沒有理由回去拍劇情片了,又要找老板,又要找錢,有機會拍也未必是我自己想拍的,何必呢?反之,紀錄片讓我可以拍我想拍的題材,成本也相對較小,最多都是藝發局資助加上自己的錢。

八十年代真的很free,有一群人過着很波希米亞式生活,像阿鬼、麥顯揚(雕刻家,1994年離世,黃仁逵著作中提及過不少和他相處的片段),當時我也經常與他們吃飯飲酒,或者去顯陽的家看山一樣高的雕塑,每晚都這樣子。現在都有這樣的生活吧?我真的不清楚狀況。紀錄片裡,阿鬼代表不附和主流商業社會。現在還有沒有年輕人有決心和勇氣去選擇自己的生活?我想還是有的,就像我接觸到拍獨立電影的年輕一代。

撰文: 何阿嵐   文章來源:  映畫手民